1946年，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，蒋介石迫于压力，同意释放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囚禁的共产党员，并指示张治中负责办理此事。张治中临行前，周恩来请张治中务必救出被关押的这批难友，并将他们安全送到延安。周恩来还特地对张治中说：“这里头有杨之华，是你认得的，到迪化时可和她联系了解一下情况。”（余湛邦：《由新疆护送中共人员回延安的经过》，《文史资料选辑》合订本，第21卷，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96页—97页）张治中没有辜负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重托，他自己在回忆录中称，到了迪化（今乌鲁木齐）以后“随即通知被囚中共人员，他们派了六位代表来见我（其中有杨之华、高登榜等。杨当时化名杜宁，她是瞿秋白先生的夫人，也是我在上海大学的同学），我招待他们吃饭谈话，温言安慰，并说一定派员护送大家回延安。”（张治中：《张治中回忆录》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457页）后来，张治中派得力人员，克服重重困难，历经一个月的艰苦跋涉，最终将杨之华等被盛世才关押数年之久的共产党员及其家属100多名蒙难人员送抵延安。

杨之华，又名杜宁，浙江萧山人，生于1901年。1919年就读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，投身于五四运动的浪潮，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。1920年初来到上海，在《星期评论》工作。当年6月，《星期评论》停刊，她到一所教会学校任教。1921年1月，回到家乡同萧山衙前镇的沈剑龙结婚，她也到衙前镇小学任教，于11月5日生一女，取名晓光，后来改名为瞿独伊。在衙前镇小学任教期间，她和浙江进步青年宣中华一起从事当地的农民运动，并于1922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。1923年，又来到上海，于1924年1月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。1924年1月23日的《民国日报》和《申报》都刊登了上海大学录取新生10名的消息，杨之华名列其中。1924年4月出版的《上海大学一览》在“学生一览表”中的“社会学系”一栏中，记有：“姓名：杨之华；年龄：24；籍贯：浙江；通讯处：萧山衙前。”

杨之华在上海大学学习期间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和早期党员如邓中夏、瞿秋白、蔡和森、张太雷、恽代英、任弼时、沈雁冰、施存统、萧楚女都在上海大学任教，并从事革命工作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杨之华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，接受了共产主义的信仰。上海大学的这些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，给她留下了终身难以磨灭的印象。在她的回忆中，邓中夏“是学校的总务长，经常在办公室里认真地工作着”，“他和同学们很亲近，常常给我们讲李卜克内西、卢森堡等共产党人的故事”；“张太雷同志愉快活泼，教我们政治课。蔡和森同志严肃庄重，讲授恩格斯的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。恽代英同志和萧楚女同志是出色的宣传鼓动家，分析问题一针见血，讲起话来诙谐幽默，常常引起同学们的哄堂大笑。”杨之华还说：“这些教师的年纪和同学们差不多，甚至比有的学生还年轻些，但他们讲课时知识渊博，在政治斗争中机智勇敢，所以他们在学生中威信很高，成为同学们学习的光辉榜样。”（杨之华：《回忆秋白》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）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革命气氛的环境中，杨之华无论在政治思想理论还是在参加革命活动方面，都进步很快。

在杨之华的政治发展道路上，瞿秋白和向警予对她的帮助极大。杨之华进上海大学之时，瞿秋白正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。当时，瞿秋白在进步青年的心目中，已经备受敬仰。杨之华到了上海大学，在课堂上聆听了瞿秋白的课，又在革命工作和学校各项活动中经常见到和接触到瞿秋白，深深地感到瞿秋白既严肃又热情，不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高，而且工作负责，充满革命激情。他看问题站得高，且深刻。针对学生在学习上的一些想法和出现的问题，他告诉学生“为什么革命学校的教学方针和革命学生对待学习的态度，都应该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”；对于社会学系和其他系同学的关系，他告诫社会学系的学生“不要自以为进步而看不起人家，而应该主动去团结人家。革命靠少数人是不行的，应该带动广大群众去干”等等，这些都让杨之华在思想认识上有了很大的提高。他还当面鼓励杨之华，作为靠近党的积极分子，“只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，并且把学习理论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，就一定能够更快地进步。”向警予虽然不是上海大学的教师，但由于担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，也经常到上海大学开会，深入到上海大学女生宿舍，教育和动员知识妇女到工农妇女中去，领导上海的妇女运动。向警予对杨之华很关心，从各方面对杨之华进行教育和帮助，领导她参加妇女运动，让她在实际斗争中得到锻炼和提高。1924年，在瞿秋白和向警予的介绍下，杨之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瞿秋白在1924年1月，与上海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王剑虹结婚。但半年以后，王剑虹不幸因肺病而去世，致使瞿秋白一段时间沉湎于失去爱妻的痛苦之中。后来在和杨之华的接触当中，瞿秋白和杨之华之间有了感情。1924年的11月，在双方家庭开诚布公的共同努力之下，杨之华和丈夫沈剑龙妥善地办好离婚手续，正式和瞿秋白结婚，所以才有了1946年周恩来面嘱张治中到新疆营救杨之华，张治中见到杨之华即开口叫“师母”的这段故事。杨之华和瞿秋白成婚以后，没有再生孩子，而是将杨之华与沈剑龙的独生女儿沈晓光改名瞿独伊加以抚养，瞿秋白对瞿独伊视若己出，瞿独伊则称瞿秋白为“好爸爸”。瞿秋白于1935年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后，杨之华终身未嫁，更让人唏嘘不已的是，杨之华怀着对瞿秋白的爱，保存了当年瞿秋白和王剑虹往来的信件，2018年11月，瞿独伊和女儿李晓云编注的《秋之白华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其中收录了瞿秋白和王剑虹往来信件36封。这些虽然是后话，但可以让我们看到杨之华对瞿秋白深沉而又无瑕的革命感情。

在上海大学求学期间，杨之华以她的炽烈的革命热情和非凡的工作能力，参加了大量活动和工作，给党组织和同学、同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第一，积极参加上海大学的学生工作。1924年5月，上海大学成立浙江同乡会，杨之华和老师施存统及同学朱义权等被推选为执行委员。半年以后，到了11月16日，江浙同乡会举行改选，杨之华又获得连任。1924年10月13日，上海大学成立第一届学生会，选出委员10人，其中正式委员7人，候补委员3人。杨之华当选为正式委员。而当时杨之华还只是社会学系一年级的学生。

第二，参加平民学校和工人夜校工作。开展平民教育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致力的一项工作。1924年4月15日，上海大学成立了平民学校，杨之华担任了教员，每周有2个课时的国文课，还担任二级四班甲组的指导员。为了启发工人觉悟，在邓中夏、李立三的领导下，党组织在工人居住区办起补习班，并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沪西工人俱乐部。上海大学的学生刘华和杨之华在里面主持工作。在杨树浦工人居住区域，杨之华还担任了党创办的民智平民学校负责人，她经常给工人上课，传授知识，启发工人觉悟，有时还为工人演唱《国际歌》。她用通俗的语言，生动的事例为学员讲解，很受工人的欢迎。正如杨之华的同学阳翰笙在回忆文章中讲到的，“女工中最有威望的是杨之华”，“杨之华会说上海话，工人听得懂，也有经验，工人的痛苦她知道，还可以用工人的语言来说话，所以工人非常拥护她。”（阳翰笙：《回忆上海大学》，《新文学史料》1984年第2期）

第三，在党组织的领导下，开展革命工作。1924年10月10日，在北河南路（今河南北路）的天后宫举行庆祝辛亥革命13周年国民大会，国民党右派喻育之等一手制造了“黄仁事件”，上海大学学生黄仁被国民党右派指使的流氓殴打致死。杨之华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和一批同学参加了这个会议。在黄仁被殴受伤以后，杨之华和同学一起将黄仁送到宝隆医院。当晚，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，留在医院看护黄仁。午夜，瞿秋白来到医院看望黄仁，黄仁已进入弥留状态。瞿秋白对悲愤不已的杨之华说：“不要气，只要记”，使杨之华对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嘴脸有了新的认识。1925年2月2日，上海内外棉八厂发生了日本领班毒打一个女童的事件。2月9日，内外棉八厂全厂工人为此而罢工，其他五厂、七厂、十二厂的工人也跟着罢工。一万多工人在潭子湾空地上举行抗议集会，白布大旗上写“反对东洋人打人”。邓中夏和杨之华在集会上发表演讲。当大家知道杨之华是上海大学学生时立刻对她表示热烈欢迎。在上海大学教授、中国早期共产党人沈雁冰的眼里，杨之华无论在学校中的活动还是参加工人运动，“都显示出了她非凡的活动能力和卓越的组织才能。”（茅盾：《我走过的道路》，转引自《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》，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，第1113页）。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爆发以后，杨之华和上海大学的师生一起，参加了宣传队，上街游行，经历了血与火的斗争考验。1926年2月2日，上海反对日本出兵行动委员会召集各团体代表举行成立大会。出席会议有100余团体，200余人。杨之华被推选为主席。作为瞿秋白的妻子，在瞿秋白遭到反动当局通缉，转入地下斗争以后，杨之华根据党的指示很好地做好了配合工作，协助瞿秋白开展革命工作。

第四，在向警予领导下从事妇女运动。在杨之华眼里，向警予“是一位很有学问、很有能力的革命活动家，是一个立场坚定、埋头苦干、以身作则的优秀的党的领导干部”（杨之华：《回忆秋白》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）在上海大学，杨之华和同学张琴秋、王一知、钟复光等都在向警予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妇女运动，她从向警予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，也正是向警予和瞿秋白一起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25年6月5日，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诞生，杨之华被选为主任。1925年10月，受中共中央派遣，向警予和蔡和森、李立三等一起到苏联莫斯科学习。临行之前，向警予对钟复光说：“我不久要到苏联去学习了，党中央妇女部的工作，由杨之华同志负责。她很能干，又热心，常穿着工人的服装在工人区工作，你是知道的，今后你在她领导下要努力工作。”（钟复光：《妇女运动的杰出领袖》，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、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、中共怀化市委编：《向警予纪念文集》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269页）这是钟复光在1985年6月29日写的一篇纪念向警予的文章中记下的一段话，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向警予对杨之华的高度评价。

1925年1月，杨之华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妇女部委员，同年10月接替向警予任中共中央妇女部代部长，并兼任中共上海地委妇女部长，当选为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主任。同年12月创办《中国妇女》旬刊。1928年去莫斯科，参加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会议。此后，瞿秋白留在莫斯科，担任中共驻莫斯科代表，杨之华也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，担任党小组长。1930年，和瞿秋白一起回国，仍担任中共中央妇委委员，并在上海协助瞿秋白进行“反文化围剿”的斗争。1934年初，杨之华调任上海中央局组织部秘书。1935年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后，杨之华被党中央安排去苏联参加第七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，曾任国际红色救济会常委。后进入东方大学中国部边工作边学习。1941年回国途中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扣押，在狱中关押了整整4年。杨之华和战友们在狱中互相砥砺，坚持斗争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和崇高气节。1946年通过中国共产党委托张治中解救出狱后抵达延安。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的接见。不久，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妇委书记，并赴晋西北参加土地改革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、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。1962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、候补常委。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，被长期关押，1973年10月20日在北京逝世。1977年7月，中共中央为杨之华平反昭雪，并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和追悼会。（来源：胡申生）